陈云的哲学智慧：学好哲学终身受用

  1987年7月17日，82岁高龄的陈云在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谈到“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”的问题时，他一再提醒：“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，最要紧的，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，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”。“我个人的体会是：学习哲学，可以使人开窍，学好哲学，终身受用。”

  在长期的革命、建设和领导实践中，陈云总结出“不唯上、不唯书、只唯实，交换、比较、反复”十五字箴言，这与他的许多论断一道，通俗易懂地概括了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，浓缩了他的人生经验和哲学智慧。这些经验之谈，对我们今天坚持和弘扬求真务实精神，做好科学执政、民主执政、依法执政，都很有指导意义。

  陈云长期担任高层领导职务，他善于从大处着眼，处理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，“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”，“要拿出一段时间‘踱方步’，考虑战略性的问题”。在陈云看来，领导干部只有善于“踱方步”，才能高屋建瓴地开展工作。陈云素有“红色掌柜”“理财能手”之誉。新中国成立前后，随着由“打天下”到“治天下”，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领域。当时，全国百废待举，工作千头万绪，陈云以平定物价、安定民心为开展财经工作的切入口。在具体实践中，他认为“不忘记经常工作，但必须抓住中心，防止事务主义，乱无头绪”，“工作不抓住要点，乱钻，那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”。陈云发现，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次物价上涨中，总有一两种物质、商品（如布匹）起着关键作用，抓住这点，就掌握了稳定物价的命门和主动权。

  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，这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，但物价飞涨、恶性通胀已持续多年，且往往牵一发动全身，连续产生全国性物价上扬的“蝴蝶效应”。某些时政漫画、讽刺笑话部分反映出当年情势的严峻：有人用金圆券准备买一包烟，钱刚拿出来烟价立马又涨了，结果连要买盒火柴也买不到。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有如废纸，城市多以金条、银元、美钞、港币为交换手段，人心惶惶，许多农村民众则恢复“以物易物”。

  发行人民币，收兑国民政府的金圆券，这是新政府实现经济调控的必要手段。但收兑工作结束后，上海流通的主要通货仍是银元。上海的投机商人利用市民保存钞票不如保存金银硬通货的心理，哄抬银元兑换人民币的比价。银元价格持续上涨，短短10天翻倍，由此带动物价飙升，一些百货公司于是用银元标价，其他商店闻风而动，拒用人民币，有人扬言“进得了上海，人民币进不了上海”。新政府一度抛出10万银元，试图稳住市场，却被投机商人全部吃进。陈云一方面采取了禁止金条、银元、外币在市场流通等经济手段，一方面当机立断，以中央财经委员会名义致电华东局、华中局，命令采取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，这里正是银元投机分子的大本营。1949年6月10日，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，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，并根据此前摸底掌握的信息，当场扣押230余人移交市人民法院，其余1800余人经训话教育陆续放出。“银元风波”不久平息，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。在论及政治与经济关系时，陈云以为“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，不能靠政治解决，政治只能解决一部分”，“在我们的工作中，建议提出‘七分经济，三分政治’的口号”。这一经济为主、政治为辅的原则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，也为后人妥当处理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借鉴。

  此后，陈云亲赴上海调查，全国一盘棋通盘调度，保证了“两白一黑”（即大米、棉纱和煤炭）的供给，顺利取得了“棉纱之战”和“粮食之战”的胜利，成功挫败了上海滩的投机资本，进而稳定了全国物价。荣毅仁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，在他看来：“此次不用政治力量，而能稳住物价，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陈云担任政务院副总理，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。1950年3月，他起草了《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》。经陈云操盘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，新政权稳定了延续多年上涨的物价，同时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，认为其意义“不下于淮海战役”。此前，社会上盛行“军事打一百分，政治八十分，经济得零分”的传言也自行瓦解。

  1950年10月19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陈云根据时局变化，分清轻重缓急，以保障军需、支援战争为主要抓手，主持制定了“国防第一，稳定市场第二，其他第三”的财经工作方针。当战局稍缓，他又协同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，提出从国情、国力出发，重视各部门、各基本的产品按比例协调以及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综合平衡的思路。

  陈云开展工作，注重在比较中选择最优方案，“所有正确的结论，都是经过比较的”。如为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财政赤字问题，陈云比较了“增发钞票”还是“发行公债”两条对策，最终选择了后者。按陈云的分析，在全国经济困难情况下，人民购买公债虽说也是一种负担，但这种负担比因增发钞票、币值下跌所受的损失来说要小，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。

  陈云同样注重在工作中听取不同意见，他挂在嘴边的话是：“姜太公在此，百无禁忌”。陈云把“交换意见”视为一种全面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，“领导干部要格外的注意听反面的话，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，容易听得到；不同的意见，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，人家不敢讲，不容易听到”，“讲错话不要紧，要是开起会来，大家都不说话，那就天下不妙”。有一次，一位副部级干部因提了不同意见而被所在单位加以批判，理由是“反对陈云”。陈云得知情况后，立马告诉有关负责人：有错误可以批评，但不能说是反对陈云，不要抓住不放。陈云甚至主张，假如没有不同意见，自己也要设立一个对立面，让大家批驳，“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”，因为有了反对意见，可以引起自己反思，这并不是坏事。

  1959年至1961年期间，受“”运动、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，中国陷入了粮食短缺和饥荒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。将其归结为“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”。发出了“国乱思良将，家贫思贤妻”的感慨，认识到“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，让陈云来主管计划工作、财经工作比较好”。

  在那个“放卫星”“亩产万斤”的浮夸时代，陈云大胆突破禁区，提议从国外进口粮食，以解燃眉之急，“进口粮食，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，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，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”，“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”。这一建言获得中央同意，中国很快就从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法国等国引进了数百万吨口粮。

  陈云历来关注民生，尤其重视农业问题和粮食生产，他一再重申“无农不稳”，“无粮则乱”，“从全局看，第一是吃饭，第二要建设。”百姓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陈云认为：商业、轻工业、农业直接面向广大民众，“别看不起赶猪，这里面有很大的马克思主义”；别认为“搞土产”“卖扫把”不光荣，“这些工作的重要性远超于重工业，它直接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”；“我们一定要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人是要吃饭的，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，一天不吃饭，肚子就饿得哇哇叫”；如果不解决农民吃饭等问题，“恐怕农民就会造反，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”。

  1961年六七月间，陈云回到家乡上海青浦调研农业生产，他吃住在农家，掌握了许多一手资料，对农民群众的抱怨有了直观体验：“干部出风头，社员吃苦头；干部吹牛皮，社员饿肚皮”。根据考察情况，陈云给中央撰写了《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》《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》《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》的报告，以便推进解决“三农”问题。

  “文革”爆发后，陈云被解除了在中央、国务院的一切领导职务，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。1969年11月，陈云被“疏散”到江西南昌，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“蹲点”。期间，他重新阅读了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《列宁选集》《斯大林文集》《选集》等论著。

  直到1972年4月，陈云才返回北京，协助周恩来研究国际形势和对外贸易问题。借助尼克松访华的契机，陈云适时提出“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”，要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再转出口等措施。随世界局势的变幻，陈云认识到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已是大势所趋，因此“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”。

  1973年，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《关于增添设备进口、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》，正式提出引进43亿美元的方案（又称“四三方案”），项目包括大化肥、大化纤设备，石油化学工业设备，综合采煤机组，武钢一米七轧机，燃气轮机、工业汽轮机等。、等人却非难国务院“崇洋”，“违反自力更生方针”，搞“洋奴哲学”。陈云针对一米七轧机项目曾明确表态，零配件要一起进口，“如果缺了零配件，国内解决不了，就要推迟投产，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，很不合算。如果有人批评这是‘洋奴’，那就做一次‘洋奴’。”随着“四三方案”的实施，继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156项援助项目后，中国在“文革”后期迎来第二次引进高潮，这些技术、设备的引进、投产，为“文革”后中国工业复兴奠定了基础。后来陈云支持宝钢上马，从日本引进技术、设备，也是延续着他主张对外交流、合作的开放思维。

  1976年9月9日，主席逝世，“”很快被粉碎。1977年9月28日，为纪念主席逝世一周年，陈云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》一文，提出“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，其实就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，真假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”。该文被认为是冲破当时人所倡导的“两个凡是”方针的先声。与此同时，陈云审时度势，甚至在中央会议上突破会议拟定讨论经济工作的原定议程，要求让恢复工作，重新评价“”。在他的推动下，、彭德怀、黄克诚、陶铸、潘汉年等“冤假错案”陆续，反响强烈。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陈云当选为中央副主席、中央，兼任中央委员会。

  审判“”时，有人主张、应判死刑。中央政治局讨论会上，陈云认为同“”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一次党内斗争，因此不能开杀戒，否则后代不好办，此论对于党内政治文明建设，意义深远。对集团的评价和处理，陈云认为要看到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功，不能一笔抹杀，处理时应给予适当照顾。陈云这些言行和原则，再次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。

 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为起草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陈云多次找相关负责人谈话，认为建国以来一些工作之所以发生失误，原因主要在于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，“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，很需要从思想方法、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。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，思想上、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。”为客观、全面评价的是非功过，坚持和发展思想，陈云提议：专门加一篇话，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，写党的六十年。认为“这个意见很好，请转告起草小组”。根据陈云的建议，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把先前所拟“前言”内容改为“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回顾”。

  “文革”后，陈云除了在政治上拨乱反正，及时肃清极“左”思潮，在经济领域同样展开了多项治理，体现出诸多经济哲学思想。对于改革，他主张步子要稳，不能要求过急，因为问题复杂，“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，随时总结经验，也就是要‘摸着石头过河’”，开始时步子要小，缓缓而行”。对于怎么样处理政府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与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的关系，陈云主张“以计划经济为主、市场调节为辅”，并借用黄克诚“鸟与笼”的比喻，“搞活经济要有一个‘笼子’，这个‘笼子’就是国家计划。不一定一个省就是一个‘笼子’，‘笼子’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区”，“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，也可以跨国跨洲”。经济建设的同时，陈云提出要注意环境保护。他还就南水北调问题专门写信给水电部部长钱正英，建议广泛征求意见，完善规划方案。

  延安时期，陈云曾任中央组织部长达7年之久，“文革”后又担任，因此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多有创建。在第一次全员会议的开幕会上，陈云宣布的基本任务“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，整顿党风”。他首先倡议并主持制定了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，提出“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”，“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”等，坚持和贯彻了民主集中制。他还多次敲响警钟：“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”，“因此，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，永远搞”。

  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，早在20世纪50年代，陈云就在中央会议上作了《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》的发言，认为“防止党的分裂，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”，“就是省（市）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”。当时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，只要活着，就不会出现张国焘类似的野心人物。陈云从唯物论角度对此作了批判：“‘毛主席万岁’这是一个政治口号，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。”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分裂党的野心人物的出现，“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，提高革命嗅觉，绝对不能‘伤风’”，“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。再加上一条，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，那党就有保证了”。

  陈云主政，要求不当“老太婆纪委”，要做“铁纪委”。改革开放后，广东、福建等沿海省份有一些不法之徒，勾结部分党员干部，从事走私活动。1982年1月5日，在一份题为《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》的《信访简报》上，陈云批道：“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，我主张要严办几个，判刑几个，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，并且登报，否则党风无法整顿。”批件转送、、等人，加批：“雷厉风行，抓住不放。”

  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才能服众，这是陈云历来坚持的政治哲学。陈云要求工作人员：凡是有人来送礼，必须向他报告，不得擅自收下，外宾送的礼品一一上交。有一次，陈云收到从老家送来的一份文房四宝，有人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个企业题词。陈云为此很不高兴，说一旦题词，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了。他让人完璧归赵，并嘱咐秘书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。陈云还给家人定下“三不准”，不准搭乘他的车，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，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。此外，他给烈士子女写信，叮嘱家乡的亲朋子弟“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，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”，“必须安分守己，束身自爱”。

  1995年4月10日，陈云在京因病逝世，享年90岁。他留下的财产是13360元抚恤金和不到2万元的稿费。陈云27岁即当选为中央，此后长期身居人高位，但终其一生，他都很低调、谦和，其为人处世的人生哲学耐人寻味。如有关方面在为人确定工资级别时，原定陈云与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同等，都是“一级”，但方案报到陈云那里时，他自降一级。改革开放后，曾对陈云开玩笑说：“大家封了我‘总设计师’的头衔，我看这里也有你的功劳，你算是副总设计师吧。”陈云说：“我们都是设计员，你才是总设计师。”陈云晚年叫停了《陈云出川》电视剧的播放，《陈云画册》压了许久都不同意出版，等到正式出版时，他已去世。《陈云文选》的编辑出版工作一度也遭到他的反对。但发了话：“中央都通过了，出一下也好，很多不懂经济的读了你的书等于补课。”陈云这才亲自修订《陈云文选》，然后送处请他定稿。

  面对大家的赞誉之声，陈云总是严肃地说：“在党的领导下，适合老百姓的要求，做了一点事，如此而已，一点不能骄傲。”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，陈云非常谦虚、清醒地表示：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，也有很多反面教训，156个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中，三门峡工程是经过我手的，就不能说是成功的，是一次失败的教训。陈云晚年在一幅书法中作品写道：“个人名利淡如水，党的事业重如山”，这可谓他为人处世的写照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为陈云题诗：“唯实是求，珠落还起。加减乘除，反复对比。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老谋深算，国之所倚。”无疑，在历史上，陈云树起了一座山高水长的丰碑。